人口減少、都市化退步，導致許多產業沒落、減少，尤其是都市市場的奢侈品、精品產業。
阿里透過兒子和妻子得知此消息。早在2018年初，阿里等待新加坡腎臟基金會批准洗腎交通補助時，慈濟新加坡分會曾補助他三個月的交通費。
新加坡外交部稱，這是馬國鎖國後的第一例跨國緊急醫療遷離（medical evacuation）。即使有能力支付洗腎費，疫情下國民優先的政策也讓阿里無法洗腎。兩地的慈濟社工立即分頭行事，一邊透過人脈聯繫新山各大醫院和國家機構，「提供」各類官方文件。2020年3月16日，馬來西亞的新冠病毒確診人數達533例，當日增加125例，連續兩天三位數增長。但阿里和家人當時都過度樂觀。
原本負責阿里案例的新加坡黃廷芳醫院（Ng Teng Fong General Hospital）很快地回复願意收留阿里，同時建議阿里必須向新山的醫院確保自身的身體狀況是穩定的，以防在運輸過程中發生意外。但阿里左膝以下已經截肢，靠著拐杖，步履蹒跚，不敵這群「兵蟻大軍」。趙天儀生於1935年，為台中著名詩人、評論家。
也就是說在作家的個人創作上，台灣有可立足世界的傑出作品。差異並非討論的深度，而是思考方式。因為他的成長背景、世代與長期參與文壇活動，加上同是白色恐怖受難者，他所得到的日本時代前輩作家資訊，遠比後來的研究者多得多。如果會德文、法文或義大利文，更可以一窺歐陸思潮的真正樣貌。
文學必然與政治息息相關，台灣的地理因素，讓台灣人數百年來被外來政權殖民，直至這一刻都是被殖民的狀態。所有的討論都是新的，都在對抗體制，試圖抓出一個立足於台灣，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學視野。
而研究台灣文學，把日文學好更是基本，否則最輝煌的日本時代文學，也就無法心領神會。畢竟當時台中市可是文化重鎮之一，很多作家的個人出版品、發表的作品，可能只有台中找得到。我有幸在這個草創期，進到學院。他從艾略特的詩論開始講起，然後說一定要去讀原文，而這只是開始。
民主化也改變不了什麼但在文學環境環境上，台灣跟文化沙漠差不多。他曾任職於台大哲學系，也當過靜宜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長、台文系講座教授等。因為他的成長背景、世代與長期參與文壇活動，加上同是白色恐怖受難者，他所得到的日本時代前輩作家資訊，遠比後來的研究者多得多。
因為中國本土的現代文學，受限於中共的文藝政策，早已無30年代上海那種銳利創新、與世界文學接軌的霸氣。正因典範正在凝聚共識，所有人在異中求同，各種想法價值觀百花齊放，那可說整個打開了我的眼界。
加上台灣文壇的習氣作風至至今日都沒什麼改變，即使民主化30年，文學的銳氣還是不足。差異並非討論的深度，而是思考方式。
他教這門課可說再適合不過。所上的授業恩師們，全是學界的佼佼者。而趙天儀老師給我衝擊最大的點，在於日本時代文學。而研究台灣文學，把日文學好更是基本，否則最輝煌的日本時代文學，也就無法心領神會。台灣文學多語系、多種族、多文化的特性，不是單用中國文學研究就可以談的。每一個文學從事者都被各種價值、現實給綑綁。
民主化也改變不了什麼。要如何建構一個強大自我，得以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文學，靠的就是累積。
而在台灣的國民政府文學，又因為威權體制的限制，使得中文寫作在意識形態與美學表現上，受到極大限制。趙天儀生於1935年，為台中著名詩人、評論家。
這種概念，在中文系聽都沒聽過。同時也是60年代笠詩社的發起人之一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能了解那些人的思維方式，那是從文本很難體會的幽微層面。我是中文系出身，雖然學的已是比較不僵化的現代文學與創作，但我的成長世代，無論讀者或創作者，皆以翻譯的西方文學為師。他叮嚀我們，學會兩種外文是研究者的基本，最起碼也要把英文學好，能藉此看到大部分世界文學思潮的引介。那些如果留下來，日本時代文學的研究，就會有更多文本。
中國文學的老師，學養有的也很深，但他們總是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。他讓我了解到，一個文學人該有的品質是什麼。
我就聽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陳千武說過，他以前在台中市政府服務時，某個單位在地下室發現大量日本時代期刊，主管覺得是廢物，就全部拿去垃圾回收。因為每一本論著背後都會引出更多的原著、思想、評論，與成書時代的文化事物。
即使非政治打壓，也會遇到體制造成的無意消滅。每一本作品都會跟所屬的時代連結，如果知識不足，學養不豐，文本解讀就會貧弱。
歷代許多傑出的文學家用己身對抗權威、對抗世俗、對抗習氣、對抗環境，皆如粒粒孤星，無法串聯出一個真正健全的文學光譜。由於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，有系統地摧毀日本時代文學傳統，許多作家死於二二八事件跟白色恐怖，文學討論被噤聲，連當時的文本遺留下來的都很少。這裡紀錄一些跟他的互動。而碩一台灣文學史的課，就是趙天儀老師上的。
只看台灣學者的中文論著，只是以管窺天。這才知道，原來我們台灣跟世界不是分離的，我們一直都在跟世界接軌，而不只是國民政府所謂的一個沒文化的鄉下地方。
太多研究者都自己閱讀文本，然後透過自己的感知去詮釋文本。我在台北師範唸台灣文學所時，整個文學視野被徹底打開。
我有幸在這個草創期，進到學院。所有的討論都是新的，都在對抗體制，試圖抓出一個立足於台灣，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學視野。
